在2018年4月的那次采访中，当时的一位海航副董事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对外界的这类说法不屑一顾。他说，海航就是在别人的谩骂和质疑中成长起来的。“你到网上搜一下‘海航资金链断裂’这几个词，从海航创业开始起，从来都是相生相伴，每一年都有报道说，海航资金链要崩盘了。海航到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谁对一个企业的资金链最重视？这个企业的经营班子。”

    按王健的说法，“虽然这两年在海外并购，但我们企业内部一直都在降负债率，从六年前开始，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连续从82%降至59.5%。”他说，当然，这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在进入了前50强之后，负债率必须控制在25%，这样才能与世界500强企业相匹配。我们一直想这么做。但这次舆论风波之后的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本想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结构的调整。”

但遗憾的是，命运没有给他机会。

    2018年7月3日，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王健的意外离世，无疑令危机中的海航雪上加霜。

    陈峰重新出山回到一线。

    在王健去世之前，陈峰的儿子陈晓峰从美国调回国内进入海航集团首席执行官团队，并担任王健的特别助理。

    复出后不久，陈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陈晓峰的调职是王总离世前一星期安排的，当时任命他为董事长助理，这事王健没有和我商量过。

    在此之前，陈晓峰在海航干了超过十年，级别是M5（注：海航的员工级别，分为M1—M16），在海航是一个较低层级的级别。

    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陈晓峰以令人咂舌的速度晋升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兼集团总裁。

    同时，海航的管理团队进行了密集调整，这被外界解读为对王健团队的“清洗”。

    坊间一直传闻，海航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则，“陈峰用过的人，王健不会再用，反之亦然。”

    对于外界所谓的“清洗”，陈峰的解释是，人员的调整主要是为了配合战略转型的需要，调走了一些过去负责资本市场运作的人员，安排了一些海航成长起来的，懂航空业务的人员来更好地适应。

    他复出之后主要着力于一件事：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聚焦主业，处置资产回笼资金。

    事实上，在2018年初王健去世之前，海航已开启了卖卖卖的模式，据统计，在过去的两年里，海航已处置资产约3000亿元。

    但这显然无法解决外界传闻的高达7000多亿元的总负债。根据海航集团的发债报告，截至2019年上半年，集团债务仍高达7067.26亿元，而2019年全年的数据尚未得知。海航的流动性危机始终难以化解。

陈峰坦言，复出之后一直挺难的。

    复出后的陈峰，曾在两次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感叹：复出之后一直挺难的。流动性最困难的时候就像遇到洪峰一样。

    2018年下半年，海航明显加大了处置资产的力度。“但经济环境跟上半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突然发现大家都没钱了，很好的资产也没有我们预期处置得那么快。”

    2019年是大环境更加艰难的一年，在年底的新年贺词中，陈峰坦诚，2019年海航资金短缺的情况仍未解决，并存在工资迟发、缓发的现象。2020年是海航化解流动性风险的决胜之年。

    那时候，陈峰大概料想不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黑天鹅”。

    海航人对疫情曾有过惨痛的记忆：2003年“非典”突袭，航空业损失惨重，国内民航市场在疫情高峰期航班缩减近一半，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近80%。这一年，海航出现了运营10年来的首次亏损，当年亏损近15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94.3%，净资产只有14.29亿元。

   “当时，美兰机场一眼看过去，一二十架飞机，全部停着。仍在运营的航班旅客寥寥无几，个别航班甚至仅有一名旅客，连油钱都挣不回来。”海航集团副董事长李先华在2018年时曾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那一次的危机使他们意识到，如果公司的收入高度倚赖单一航空业，那么抗风险能力将始终处于低位。

    正是在当年，海航做出了多元化转型的决定，之后在多元化之路上越走越远。

    如今不难想象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海航的冲击。

    2018年，在海航创立25周年的时候，海航内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当人们翻开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海航人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在逆境中崛起，如何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拼出一条通天大道。

希望这次海航仍能拼出一条血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张燕 陈惟杉 | 海南、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