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到全球顶级的飞机制造商前来销售产品，同时也与中方企业合作开展相关的工业合作项目。当中国将发展自己国产飞机作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目标，并最终同意开放外资在飞机制造业领域的准入限制，一些早已为此准备多时的外资企业也终于能够下定决心在这个市场中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行下一轮布局。

这其中就包括欧洲干线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公司（下称“空客”），自1985年开始通过转包生产零部件与中国的工业合作以来，空客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包括飞机总装、交付，零部件采购、转包生产以及研发在内较为完整的本土工业合作体系。而在新的市场开放承诺以及空客自身寻求数字化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合作似乎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开放外资准入限制

国务院于6月15日发布了《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政策层面明确了中国政府高层不久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将全面开放制造业的承诺。

这一新措施中对于飞机制造业明确提出了将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这也意味着包括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等各类型飞行器的制造领域将在2018年内取消外资股比限制。6月28日晚间，商务部发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公布这项措施，并规定自2018年7月28日起施行。

目前，空客与波音在中国都建立了一批合资企业，比如哈飞空客复合材料制造中心有限公司、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等，大多是和航空工业等中国本土航空制造企业共同建立的企业。

“这种开放给行业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不仅仅是对外资企业，也对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合作伙伴，对于飞机制造业这个国际性行业来说，政策的开放将更有利于国际间的技术和投资交流，”空客中国首席执行官徐岗不久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空客多年来一直充分融入中国，政策的进一步开放也会使我们积极寻求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合作的机会。”

作为一家在中国耕耘已久的飞机制造企业，空客已经在天津建立起了包括单通道飞机总装线、双通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在内的一系列本地化生产设施，并且将天津定位为其亚洲制造中心。此外还包括在哈尔滨和西安等地建立的零部件生产合资企业等一系列的合资项目。

实际上制造业也是中国对外资开放最早的领域，飞机制造业已经有超过20年与外资合作的历程。在这些合作中，中国飞机制造业逐渐从只具备初级加工能力发展为顶级供应商，同时开始具备复合材料的加工制造能力，直至参与到完整的飞机总装环节，同时本地研发部门也能够参与到新机型的研发之中，在数量巨大的飞机采购订单背后，是逐渐提升技术积累、制造能力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储备。

徐岗对本报记者表示，空客跟西飞在单通道飞机机翼项目经历多级代的合作，目前已经是中国航空制造企业所能生产的最具技术含量，最复杂的大部件，这对于我国在航空制造业而言是个标志性的项目。

实际上徐岗自身也受益于空客的本土化的不断深入，在成为空客中国首席执行官之前，他曾经作为天津港保税区代表之一深度参与了空客天津单通道飞机总装线引入到最终“落地”的全过程，也在空客与天津保税区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天津总装有限公司担任过主要的领导职务。

在相对较为保守的航空制造业领域，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能够角色转换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决策者，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空客在中国的本地化策略并非浮于表面。

目前空客在天津的单通道飞机亚洲总装线已经运营10年，目前已经交付飞机366架，并且已经开始提升产能，在2020年达到月产6架的目标，同时还逐步将生产的机型全面过渡到最新的A320neo系列。而随着宽体机的完成和交付中心的启用，目前中国在役数量最多的A330系列宽体飞机也可以从天津开始交付。

本地化的未来

作为空客最直接的竞争对手，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也很早就参与到与中国制造商合作的转包生产合作中，并且全线民机产品也都不同程度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另外，波音也在中国建立了复合材料制造企业。但在总装环节却依然固守美国本土，这也和其一贯的本土化制造策略有关。

即便如此，因为市场的巨大影响力，波音依然破天荒将最新单通道机型737MAX系列的一部分后期工程放在中国完成，其与中国商飞合资的完工与交付中心明年就将开始在舟山启用。

实际上，尽管目前传统的民用航空业竞争仍是基于产品体系、供应链以及成熟技术标准模式下的竞争，并且刚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本土航空制造业也希望通过开放的政策汲取更多全球顶级制造商的更多经验，本地化的研发制造仍然也只是仅仅解决有无问题，从长远看来，能否把握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提早布局实现“弯道超车”似乎是中国航空制造企业缩短与顶级制造商差距的机遇。

同样，传统的飞机制造企业也早已经开始着眼于在技术环境变化下可能对行业带来的变化而产生的改变，并尝试转型，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数字化和创新技术方面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