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政治部的人说，某某某，你们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上车，我们都去了。上车以后，领我们去的人说戴眼镜的下去，我们说干嘛戴眼镜的下去，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去体检，将来要当试飞员。”

从航校毕业时，王昂和同学们摩拳擦掌，本想驾驶新研制的飞机试飞蓝天。可此时恰逢中苏关系破裂和国家自然灾害发生，受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水平的制约，王昂和同学们没有什么新飞机可以飞，试飞员的梦想只能暂时搁在一边。1961年，26岁的王昂穿上军装，光荣地成为空军部队的一名飞行员。

1984年6月，歼8Ⅱ放飞评审会。右为试飞指挥员王昂（资料图）

一直到1966年，随着我国国防航空工业逐渐有了起色，已经结婚生子的王昂，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邀请下，才携妻带女，坐上开往陕西西安阎良的绿皮火车，开启了他的科研试飞事业。

“那时候军人的家当就是一个行李卷、一个箱子，我夫人跟我一块去，我小的女儿才一岁不到就去了阎良了。当时说阎良、阎良，一片荒凉，那个地方黄土特别黏，一刮风都是风沙。试飞院是1959年刚建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第一次在那儿飞行的时候，加油车都没有，拿脸盆加油，一个一个递到飞机的油箱口上，就像打酱油一样放漏斗在那儿加。条件是艰苦一些，但是所有的新飞机都要经过我们试飞，每天有新鲜的东西，有奔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航空工业努力摆脱全面仿制、走上自主研制的时期，尽管当时试飞院的条件十分简陋，但王昂心怀对航空事业的满腔热忱，在阎良一待就是20年。这期间，由于试飞的全都是未定型列装的新战机，为了找准存在的隐患和问题，飞出战机的极限性能，王昂和战友们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歼-8是我们第一次搞自主创新的二代飞机，出现了很多险情，但是我都能够保留飞机活着回来。我有一次在空中，加力燃油导管爆破了，由于温度高，后机身大量的机油就爆燃，把后机舱打了一个大洞。我就听到嘣的一声，知道这个飞机有问题了，我就往回走。我通过机场上空的时候，塔台指挥员看到我飞机后面着火、拉着大黑烟，就指挥我跳伞，但是我没有理他。为什么？当时这个飞机只生产出来一架，我一跳这个飞机就断种了，是什么问题没法查了……”

歼8 Ⅱ首飞现场，发动机设计师、试飞员等工作人员欢欣鼓舞，右一为王昂。（资料图）

只有保住飞机，才能查找出问题。为确保我国二代歼击机的研制成功，王昂果断放弃跳伞，凭着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迫降飞机。

“飞机以很大的速度落下，减速伞也烧掉了，我只能去拉应急刹车，慢慢把飞机的速度降下来。离跑道的终点位置只剩三四百米的时候，右边还有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带着老婆，跟我同向行，我立即一脚左舵，眼看他们从翼尖上过去，冲出跑道后，大概有400米才把飞机停下来，就这样，我把飞机飞回来了。后面他们就拿出改进方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