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从协议签订内容来看，除了原告在协议“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按手印外，并未列明其他主体，即从协议内容无法确认被告所代表的对象是谁，且被告也未举示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与原告签订协议时就明确向原告表明了其所代表的对象和主体。而即使被告是为设立第三人才与原告签订《飞行服务协议》，原告也可以选择以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因此，被告主体适格。

2.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被告称原告擅自将飞机从某村飞致某都，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按照《飞行服务协议》约定可知，协议有效期5年，被告每季度支付原告飞行服务费50万元，而飞行服务费的支付并不以完成一定次数的飞行任务为前提。换言之，在被告无任何飞行任务需要执行的情况下，其仍需要按季度向原告支付飞行服务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无理由，也无必要在可以获得高额飞行服务费的情况下，主动做出违约行为而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飞机从某村飞至某都，还在飞机飞至某都后无故停靠10日之久。

 

 

 

据原告所述，其该次飞行是受被告指示，为了执行被告安排的飞行任务而进行之观点更符合生活常理，且被告在2018年2月7日明知原告将飞机擅自飞走的情况下，直至2018年3月16日原告向其发送律师函，再到2018年4月23日原告向法院起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被告均未对原告擅自将飞机飞走的行为提出异议，其行为亦不符合常理。

 

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查明的其余事实，可以认定，原告于2018年2月7日将飞机从某村飞至某都的行为系受被告指示执行任务，而被告于2日后失联。因此，被告未按协议约定，自2018年2月10日起未对飞机采取安保措施，负责飞机的停放安全，未负责原告机组人员的食宿费用，其行为构成违约。

 

3.《飞行服务协议》是从何时开始解除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自2018年2月10日起对飞机不管不顾，原告为避免损失扩大，将飞机运回公司机库停放，并于2018年3月16日向被告邮寄了律师函。原告发送律师函的行为及内容均表示原告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愿意继续为被告提供飞行服务，但被告对该律师函未做任何答复，既没有接管飞机，也没有指示原告执行飞行任务，亦没有按约支付第二季度的飞行服务费。被告以其行动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飞行服务协议》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协议约定。

 

被告否认收到原告于2018年8月2日寄出的《解除飞行服务协议通知书》，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确已收到了该邮件，但由于原告向法院提出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双方签订的《飞行服务协议》于2018年8月3日解除”的申请后，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即原告要求解除协议的意思表示于2018年8月17日到达被告，因此，双方签订的《飞行服务协议》自2018年8月17日起解除。

 

 

 

4. 关于飞行服务费，按照《飞行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应于2018年4月1日前支付第二季度的飞行服务费50万元，协议于2018年8月17日起解除，那么，在协议解除之前，双方仍应继续履行协议约定之义务，故，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飞行服务费50万元。

 

关于空域使用费，协议中约定由被告自行负责，且在某村以外的空域使用费为2万元/次，原告按被告指示于2018年2月7日将飞机从某村飞至某都，被告应承担该次空域使用费，但被告已支付1万元，因此，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空域使用费1万元。

 

关于照管飞机费用，对原告有证据证明确已发生的合理费用，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320元。

 

关于违约金，按照协议约定，如果被告未按约支付费用的，原告有权拒不执行后续相关飞行服务并解除协议，同时被告向原告赔偿违约金10万元。且对于每年飞行服务费200万元的合同而言，10万元的违约金并不算高，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

 

关于律师费，按照协议约定，只有在协议一方在有效期内单方终止、解除协议时，违约方应赔偿因单方终止、解除协议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赔偿的损失包括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主张自身权益所产生的律师费等。本案中，原告系以被告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协议，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主张律师费损失的情况。因此，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

 

律师提醒，飞行服务合作过程中，如出现任何意外局面，均应与对方及时沟通，协商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即使双方矛盾激化，无法对话时，也应委托律师代为谈判，切忌放任不管，听之任之，最后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还没有道理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