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信息技术产业或各种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2：8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2018年增速虽然还保持两位数，但已有所回落，说明新动能的“能量”还嫌不足。

因此，鉴于上述分析，扩内需重点应该是扩大10亿人的消费需求。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增加这10亿人的收入水平，如何来扩大他们的消费规模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个途径来扩消费，一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这10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这10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总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部分企业裁员导致社会就业压力加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增加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来增加就业机会。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服务的需求量会不断上升，如养老产业实际上和教育产业一样，不可能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就能覆盖，肯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

第二，继续加大减税幅度，并下调企业的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第三，压缩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目前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反映我国政府的行政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但鉴于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公务员规模，我估算在两位数水平，但一般国家都在10%以下。应该通过减少部门和人员的方式，进一步压缩行政费用，增加民生支出。

第四，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定向补贴给中低收入家庭，如当年的“家电下乡”就是补贴农民、刺激消费的方式。中国传统的扶贫思维是“授人以渔”，但实际执行结果却往往导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则采取直接给民众发钱的方式，“授人以鱼”，反而能够体现公平，促进消费。

此外，通过提高这10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能够起到间接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更有底气地提高消费比重。这当然先要补足社保资金的缺口，然后再追加投入。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增加财政对社保的补贴，或者扩大国资无偿划转社保的范围和规模。

如果中低收入阶层在养老和医保方面的后顾之忧能够基本消除，则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大大提高。

上述举措如果能实施且有效率，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如何扩大支出的规模和比重，二是如何有效推进与之相关的改革。

我认为政府完全具备加杠杆的条件和能力。尽管大家争议地方政府的债务很沉重、实际杠杆率很高了。但是，地方政府是有资产的，主要包含四大类资产：国有资产、行政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此外，中央政府的资产规模同样很大，如有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央企，还有其他可观的资产，且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20%左右），故加杠杆的空间更大。

而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资产早已被私有化了，是典型的小政府和穷政府。既然我国的国有资产规模如此之大，应该可以通过抵押、减持、变现等方式来获得融资和收入。

在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局势下，未来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势必会越来越高，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但仅仅通过加杠杆来扩大政府支出、惠及民生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推进改革来提高惠民生的效率。如中国目前没有坐过飞机或使用过抽水马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农村一定要推广现代化农业，才能提高效率和农民收入。这就需要对延续多年的土地承包制进行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转。

因为农业现代化、大农场的模式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故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远远没有定型，唯有通过加大农村和农业改革力度，通过土地流转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规划好农村宜居环境，让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根本好转。

此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会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有效产生重要影响。如在产能过剩的领域，在竞争性行业，国企究竟是退出还是继续做强做大，能否做强做大，都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这涉及到国企改革的理念，我的观点是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放在第一位。

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可以通过税收、缴费，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国有股权分化、国企上缴利润等方式来获得，那为何就不能通过减持国有股权的方式来获得呢？

在存量经济特征越发明显的趋势下，企业集中度提高和亏损比例上升都是大趋势，如2019年随着PPI的走弱，国企占比较高的上游企业盈利减少的概率会增加，故减持或许可以让国资获益更高。

简言之，提高10亿人的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规模，增强消费能力，一定要靠政府部门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推进，两个办法，一是举债加杠杆，二是减持各类资产；而要提高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和比重，同时还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则必须通过财税、行政体制、国企、农村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改革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