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第40、第462和第468轰炸大队也抵达了新津、邛崃和彭山机场。此后，他们又不断往返于中印之间，将战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基地。据统计，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美军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B-29前方基地的战备物资达31732吨，相当于此前3年内，美国对华空运物资的总数。

6月15日下午，75架B-29从新津、广汉等4个机场飞向日本。其间，因机械故障，有3架起飞时坠毁，9架中途返航，其余63架飞机于23时38分抵达目标上空，对位于日本九洲的八幡钢铁工业中心进行了首次轰炸。

《纽约时报》记者，F·迪尔曼·杜丁，参与了这次空袭日本的任务。他在返航途中完成的《B-29的空中传奇》，于16日登上了各大媒体头版位置。文章称，这是继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而第20航空兵首任司令，肯尼斯·B·乌尔夫少将，面对记者的采访则说，没有中国人民用手创造的奇迹，就不会有这次伟大的胜利。《圣路易邮报》在编者按中写到：我们感激中国和43万四川人民，完成了保障B-29起降的重要工程。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力征调，是2000年前建筑万里长城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

第一轮对日轰炸的成功,让阿诺德坚定了自己对战争的预测，他要求乌尔夫进一步加大对日轰炸力度。但此时，因成都基地的战略物资业已告罄，再加之B-29损失后的补充问题、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等亟待解决，乌尔夫调整了作战计划。对此，华盛顿十分不满，并于7月4日，将乌尔夫调回美国听候发落，他的职务由其副官桑德斯准将暂时兼任。

7月至8月，在桑德斯的指挥下，58轰炸联队在继续对日轰炸的同时，也对日本在华重要目标进行了大轰炸。如，设在沈阳的“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是一家拥有4500台机器、年产大型飞机70-80架的大型工厂，工人一度达50000人。7月29日被轰炸后，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对工人和设备进行大规模疏散、搬迁。

8月29日，年仅38岁的柯蒂斯·E·李梅少将，出任陆军第20航空兵司令。上任伊始他在增加任务频率、加强机组训练的同时，引入十二机盒形编队和领队机组概念，并将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的编制，整合为3个。此外，李梅还根据日本的建筑特点，开始大量使用燃烧弹对日进行轰炸。也正是因为此举，B-29获得了“地狱火鸟”的新绰号。

B-29震慑了日本朝野。为此，日军甚至不顾吃紧的太平洋战事，急调驻新几内亚群岛的空军增援。到7月9日，日军集结了可对B-29机场群发起攻击的轰炸机107架。

9月26日夜，43架日机再次分批从运城、汉口、荆门机场飞往四川。但因入川后，受到中美战机强力阻击，最终仅9架日机抵达广汉、新津和彭山。其中，3架窜入广汉的日本轰炸机，因当地军民在蒙子晏两岸点亮的电灯，而误认为已到机场上空，将炸弹投向了河中。

由于收效甚微，再加之日本军需供给系统遭到驻华B-29的沉重打击，可用战机已经捉襟见肘，到了11月初，日军轰炸B-29机场群的计划，只得草草收场。

守望正在消失的记忆

毫无疑问，战争,从来就是在“剑与火”笼罩下进行的搏杀，但需要面对龙血玄黄，赤地千里的也绝不只是军人。这既是战争的残酷，也是我们必须记取的历史。

资料显示：20航空兵司令部第58轰炸联队在中国执行“马特豪恩”计划49次，起飞B-29飞机3058架次，投下有效高爆炸和燃烧弹12157吨，损失飞机147架。其中，6月15日，42-6261号机，在驼峰航线失事，机组11人阵亡；6月16日，42-6220号机，返回广汉基地时，因发动机故障迫降失败，机组11人阵亡，地面5死11伤，毁民房7间；6月19日，42-6326号机，在新津着陆失败，机场内9位中国民工死亡，机组安全。

频繁发生的事故，使不少美国军人付出了生命，也让许多中国百姓遭遇了家毁人亡的悲惨命运。但即便如此，驻广汉、新津等地的美国军人，透过中国百姓的博大胸怀，依然能感受到不屈的民族精神之美。

多尔西上尉，是当年驻广汉的美军飞行员。在没有作战任务时，他会开着吉普车到周边走走看看，并把自己的感受、见闻分享给家乡的亲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多尔西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农村，我们常常引来友善、好奇的百姓围观；一些学生模样的孩子，会用‘OK’不断招呼我们，而我们也会用‘你好’这句简单的中文回应，有时候还会把一些口香糖分送给可爱的中国孩子。”

战争带来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战场上出现短暂的停火间隙，世界便立即回归了宁静，友善、和谐，如雨露阳光滋养、抚慰着那些处于惊涛骇浪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吞噬的生命，并让那些直接面对战争的人们暂时忘却了恐惧。

新津、广汉等机场，因战争而建，也曾因战争而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1944年6月22日，在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专程赴新津慰问驻华美军官兵。期间，他面对中外记者还以《中国民主的前途》为题发表演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政府，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11月，罗斯福根据他撰写的访华报告断言：“国民政府尚在十七世纪，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及。”华莱士的态度，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改善中共外交处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5年1月15日，58轰炸联队执行了最后一次从新津、广汉等机场起飞轰炸日本的任务后，于2月离开中国，从印度飞往马里亚纳群岛。

至此，作为B-29的前方基地，新津、广汉等机场，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空军将新津、广汉、遂宁、彭山和凤凰山等机场，移交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用于培养民航飞行员。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这些具有光荣历史的机场又开启了新的航程。1965年，因国家战略调整，学校先后将凤凰山、彭山等机场移交空军，并新接收了绵阳机场，中飞院今天的川内训练布局也由此形成。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历史的尘埃也已落定。但作为中华儿女在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中，四川百姓不畏艰难险阻，以肩挑背扛、用椎轮运输、靠人驱石碾，创造出的机场建设奇迹，展示的民族大义，却是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火！

站在这片曾托举起民族尊严的热土，铭记这段震古烁今的历史，只要我们守住深深的敬意和回忆，就能守住希望、守住幸福，守住并开创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