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我也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变数，特别是回国后的检疫流程，会是另一场拉锯战。

■ 飞机在仁川机场落地。

    在仁川机场转机非常顺利，当我再次登上飞机准备飞往大连时，我终于感到安心了：至少不会滞留海外了。

    登机后，我惊讶地发现国航的所有乘务人员都穿着全套的防护服。尽管我们上机前已经测过体温，飞机上又测了一次。

■ 飞机即将降落大连，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检疫流程，心里很不安。

    由于飞北京的国际航班改为在其他城市入境，我们的航班要先在大连降落。下午6点半，飞机降落后，几个做了全套防护措施的海关工作人员上飞机，给大家测了体温，并让那些有发热症状和申报过去14天曾有症状的人先下了飞机。当我看到有坐在我附近的人最先下飞机时，吓了一跳。

    随后，其他人按顺序依次下飞机，申报健康状况，并接受核酸检测。

■ 我正准备接受核酸检测。

    检测核酸的小隔间像是一个简易牙科诊所。医生把大灯打开， 让我在躺椅上躺好。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奥地利朋友接受鼻咽拭子采集的视频，看起来异常痛苦，没想到我也体验了一番，确实像很多人所说的，有种棉签要直接捅到大脑的感觉。我问医生要多长时间出结果，她说6个小时。

    随后我们被带到候机大厅，一排排的座位上已经贴好了座位标号，我们必须按照飞机上的对应座位号坐好，上厕所也要进行登记。我盘算着如果飞机能继续飞往北京，至少也是后半夜的事了。这时距离飞机从纽约起飞已经19个小时了，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回到北京，甚至能不能回北京都不是定数——如果同一航班有疑似或确诊患者，我们就需要全部就地隔离并接受更多检测。

    凌晨2点，6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在候机厅里等待。不时会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走动，这时也无法根据他们的衣着判断他们是机场、海关还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更无从判断我们的航班是不是就快起飞了。

    凌晨2点半，我们听到广播，终于可以登机了。没有人告知我们检测结果，但是能飞北京就意味着我们都是健康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