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末，是一句深切的困惑：“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年轻时受罪最多，最有理由晚年享福，但却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最多。”

由于文中“把父母留在国内”的主张，这位名校毕业生受到攻击无数。

这一主张背后的逻辑，果真不值一提？在北京，记者见到不少这样的特殊“空巢老人”。留在故土，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出于子女“遗弃”，而是养老的“主动选择”。

“他们出去了，到国外定居了，不会再回来了。”说起一双儿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退休的女教授黄铭（化名）提高分贝，一字一顿强调。

女儿入了美国籍，儿子入了德国籍，而她自己，守着端放在客厅的全家福和锁在柜子里的爱人遗像，要把“中国公民”做到底。

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的她，分外关注心理感受。今年，她总算妥协，准备请小时工，但仍拒绝保姆。她说：“用钱换不来真心。往后的日子，你越来越衰老，她（保姆）就会越来越强势。”

儿女曾多次邀请母亲去国外居住，她都婉拒，这位职业女性在晚年依旧需要独立空间。她说：“他们的家，再好也是别人的。中国，有我自己的家。”

她也安慰自己：“国外就和外省一样，往来方便。”她再年轻几岁的时候，常去德国、美国探亲。她会说英语，但仍觉得那种没有固定社交圈的生活，像是人“没了腿”。

“刚开始的几天，觉得儿孙绕膝，很好；几天以后，发现自己和社区里的人无从交谈，甚至不能独立去图书馆借中文书，要让他们开车带我。孙辈是儿女生活的重点，我就自觉往后缩。”黄铭时刻提醒自己的“次要地位”。

折中的办法是机构养老。2008年，黄铭68岁，身体健康，开始紧盯养老院的报名信息。但她满意的私立养老院，入院保证金动辄数百万元；而公立养老院，她已被排到7000多号，难以入住。

什么才是她的养老模式？她有些不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相比之下，两位女儿均在国外定居的清华大学田教授夫妇，寻求机构养老之路，顺畅一些。

当他们发现体力不支到无法打理一日三餐时，决定“换一个活法”。夫妇俩开车在北京城溜达，寻找心仪养老院。最终，他们选择了一家近郊的新兴养老院。在这家目前仅招收50多名老人的养老院，就有十几名老人的至亲已定居海外。

田教授说，养老观念转变不易，他们夫妻住养老院的“主动出击”、“果断拍板”，在那栋大半子女都在海外生活的教授楼里，实属创举。现在楼道里往来的，一半是老人，另一半是面孔陌生的家政人员。

不过，楼里的老人终究还是形成共识：“再难，也不要背井离乡。”

“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张薰已回国并沉默，关注者也渐渐平静——不少人觉得，类似养老问题尚属小众，也就集聚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然而，这真的只是“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我国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实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

“现在还算比较平静，或许在5年以后，将会迎来中国人养老困境的爆发期，无论是在海外的华人社会还是在国内。”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隋国辉的预测。

他的判断依据是，国家生育政策引导下的第一批7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满70岁，生活尚能自理；但5年之后，这代人年逾七旬，生理和心理指标均将发生巨大滑坡。“养老压力将诉诸他们的独生子女。”

隋国辉认为，子女在海外的老人和子女在国内其它城市的老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当疾病袭来，老人通常会选择去子女所在城市养老，而不会选择出国。

出路难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老人跟随子女去海外养老，不是一个值得倡导的选择。”

对于已在海外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她建议：最要紧的是保持经济独立；另外，一到海外就要和社区公共机构建立联系，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和社区同类老人建立联系，即使语言不通，也必须寻找到相当于中国邻居这一角色的人交流。

这位常年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道出了海外养老之辩的本质所在——这是中国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不对等性，老人把一辈子积攒的所有资源以及心力都交付给子女，然而正是这种全盘托付，造成两代人之间的伦理问题。

在杨团看来，自立的老人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往往更能解决好和子女相处的伦理问题。她说：“每一代人都应首先为自己而不是替下一代人考虑。每一代人都应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其实在去留的选择之间，这些‘非典型’养老故事背后的讨论空间，不正是日益加剧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养老模式和思维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欢在看过张薰的新闻后如是点评。

在这位教授看来，老龄化社会所提供的真正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应该让“张薰们”获得真正的养老自主权。这正是张薰“非典型”养老故事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意义所在。

看完这篇报道，您有何感想呢？现实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您在养老方面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呢？一起在文末留言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