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葫芦画瓢”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向苏联学习，做测绘仿制，是那个时候科技人员的拿手好戏。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做出来的东西“貌合神离”，画虎不成反类犬。后来，没了拐棍儿，没了样机，留给科技人员的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从“零”开始，奋力直追，这可不是一个10年冷板凳就能简单“坐”出来的。

尹泽勇拉过一条时间线，从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成功研制出有动力飞机，到115年后的今天，这期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从活塞式发动机，到喷气式发动机，再到涡扇发动机，从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到材料科学、控制理论的基础，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研发了一代又一代发动机、一代又一代飞机，其背后是无数个“看不见”的应用基础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反观中国，要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人家用100多年做过的事情，我们要补的课很多。”尹泽勇说。

尹泽勇最初踏入这个领域，正值“文革”后期，他所在的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地处湖南株洲，没有太多型号研制任务。这恰恰给了他们较充裕的时间“天马行空”，专心琢磨结构强度、压气机、涡轮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问题。

或许是命运弄人，我国第一型自行研制并设计定型的涡轴发动机，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背景之下，在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大涡轴发动机发展力度之后，基本上走过了“科学——技术——工程”结合发展的全过程。

正是在那时候，尹泽勇开展了后来受业内外认可的“有限元”研究。后来，又开展了“各向异性单晶合金结构强度与寿命”研究及“航空发动机多学科设计优化”仿真研究，这也让他比有的同行或许更多几分学究气。

这些研究对计算机存储、计算速度的要求极高，上世纪70年代只有上海、北京等地的计算设备才有此条件。尹泽勇便常常穿梭于上海、北京与株洲三地之间，成为整个研究所“最忙的人”。

那时用老式计算机，要对着机器“吐”出来的一串串纸带、一张张卡片，检查每一行程序和每一个数据。为了争取更多的上计算机机会，他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往计算中心，有时要等到晚上才能离开，已过了饭点甚至错过两顿饭，有时又因为计算遇到阻碍，忧心忡忡而食难下咽，胃痛的病根就此落下了。

42岁那年，因多次失血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胃溃疡已很严重。后来，怕失血贫血影响科研工作，他选择接受胃切除手术。

如今谈起来，他当作教训自嘲，“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做到老来瘦”。但在当年，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与时间赛跑，不受胃出血干扰。

多年之后，尹泽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院士春秋》一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宇宙浩淼，人生短暂，尽心尽力，庶几无憾。”他太珍视时间了，“不管是对自己的生命，还是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都不允许浪费一分一秒。”

不能把吃饱归于最后一个馒头

后来，他主持研制的涡扇发动机以及自主研制的涡轴发动机，被认为“实现了我国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目前，这些发动机已大量装配某型飞机和某型直升机，改变了飞机与直升机动力装置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由于包括这些工作在内的全体航发人的努力，我国也成为继英美俄法之后，第五个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

每当媒体让尹泽勇谈谈这其中自己的故事，他还是那句话，这一切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不能把吃饱归于最后一个馒头”。

他打了一个比方，航空发动机上有成千上万个零件，可以说每一个零件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单靠其中任何一个零件，发动机都转不起来，但其中一个稍有差池，发动机很可能就会“完蛋”。航空发动机研发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应当也是这样。

他因此常常劝诫队伍里的年轻人，要戒骄戒躁，保持“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

至于个人，他说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体，但大家都主动或“被动”地服从于国家发展的需要。

就他而言，中学时代，上技校可为家庭减轻负担，他却因为老师的坚持念了普通高中。高考的优先志愿是核物理和天文学，却念了西北工业大学的飞行器结构力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又从所学飞机专业转到航空发动机专业从业。

后来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系深造，不在国外念学位而回国，只因他更倾向回国结合工程实际做应用基础研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发动机工学博士学位，谈不上常说的“舍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机会”。